中国的大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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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40年里，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可以列一长串。 1978年至2013年间，中国经济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 同时，中国还使婴儿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

尤其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中国政府是在保持政治压迫的同时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先例和政治理论都意味着做到这点非常非常困难。 难怪中国通夏伟（Orville Schell）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让人惊讶的经济发展奇迹之一”。

中国这些奇迹似的成就使得这个国家眼下正在发生的事尤其具有悲剧性——而且非常可怕。 在反腐的幌子下，习近平主席实际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废除了使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惊人增长成为可能的每一项改革。习的手里集中了比毛泽东之后任何中国领导人都更大的权力，他正在打造以他自己为偶像的大规模个人崇拜，以此来取代一个有缺陷但高度成功的政治体系。

从短期来说，习近平此举或许会使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较为稳定和不那么腐败。 但是，由于他正在摧毁使中国奇迹得以成功发生的许多机制，这个国家面临经济成果得而复失的危险，在政治上正朝着一个低效无能、脆弱好斗的警察国家演变（不妨想想一个相对开放的巨型版朝鲜）。应该对此感到担忧的不仅仅是14亿中国公民，还有我们所有人。

中国1966：文革中的红卫兵 (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IG via Getty Images)

从毛死后到邓小平70年代末发动改革、再到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这35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建立了一套被学术界称为“适应性专制”的政治体系，从而避免了上述许多问题，打破了通常的政治规律。 这期间，在名义上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中国接受了多种形式的市场资本主义和其它放宽限制的改革。 当然，这套体系仍然是高度专制的（别忘了天安门广场），在许多其它方面也是问题重重。 然而，它确实得以使中国政府以异常有效的方式运作，避免了其它专制政权的许多病症。 比如，虽然审查制度从未消失，但党员可以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展开辩论；内部报告可能会出人意料的直言不讳。

然而好景不再。 今天，习近平正在系统地破坏几乎所有使中国如此与众不同和帮助它保持良性运作的系统功能。 在短期内这会有助于提高习的权力和地位，并减少某些形式的腐败。 然而总的来说，习的造帝运动给他的国家和世界带来的长远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邓小平创建的体系最不寻常的特征或许就是领导集团成员之间的权力分配方式。 跟大多数独裁政权不同的是，邓没有让一人专权，而是在共产党总书记（也兼国家主席）、总理和政治局之间实行分权，

邓的希望是这样一个体系会确保没人能再像毛那样专权——毛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巨大的滥权和错误，例如大跃进（据估计使大约4500万人丧生）和 文化大革命（其间邓本人遭到清洗，儿子被折磨致瘫）。 如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所说，邓小平设计的集体领导模式提倡慎思，反对折腾，从而帮助了在各种意见中择优去劣。

然而，习近平自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在以多种方式拆除中国的集体领导体系。 他首先以反腐的名义清洗了大批官员——反腐确是中国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但对习近平来说，这些人真正的罪行是没有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足够的忠诚。 两周前中国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的突然拘留只是引人注目的最新例子。类似的事不乏其例。

2013年9月22日，失势的薄熙来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这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审判。图为工作人员观看庭审图像。 (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习近平并不满足于仅仅消除竞争对手，他还通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和拒绝指定接班人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他之前的领导人通常在任期中途就会提名继任者。 他将“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国宪法（此前只有毛和邓享此殊荣）; 他一手攥住了最高军权; 他在从金融到台湾到互联网安全的各个领域建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成了“万能主席”。

邓创建的系统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各级官员都有望凭工作表现论功受赏。这当然还谈不上是唯才制，因为它包含了相当程度的腐败和关系学。 但这两个特征实际上在一个关键点上服务了公共利益：如果一个官员工作出色，他或她可望获得物质奖励和稳步晋升。与此相对照的是——用裴敏欣的话来说——习近平“用基于恐惧的体系取代了鼓励业绩的体系”。 这一改变带来了两大问题。 首先，它扭曲了官员的工作动机，从显示业绩变成了显示忠诚度。第二个问题，用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埃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来说就是，“当你只剩下了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没有下达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做。 这样整个官僚体系都变得消极被动。 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老系统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优点是它鼓励村、县和省级地方政府试验新政策，例如从四十年前建立自由市场到更近期的允许土地私有权。 这些试验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几百个政策实验室的国家，使其能够在决定是否大规模推广一项政策之前以安全、低调和低风险的方式测试各种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 这个系统帮助了北京免犯毛泽东时期那种荒谬和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1958-1962年的大跃进期间，中央计划官员坚持要西藏农民种植小麦，尽管那里干旱的山区完全不适合这种作物。

当然，允许地方官员尝试新事物也意味着北京不得不容忍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 对比之下，如今习近平却似乎把那样的独立思考看作是无法忍受的威胁。 根据习的指示，政府开始阻止小规模的试点项目。 据德国特里尔大学的韩博天教授（Sebastian Heilmann）估算，省级试验项目已从2010年的500项减少到2016年的70项左右，那之后的数字可能已经跌到更低。不顾忌当地具体条件的、自上而下的政令再度取代了地方试验。

最后再举个例子：中国官员曾长时期仔细研究其它国家成功的政策，然后借鉴并运用于本国。 （关于这个过程，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在建立自由市场时借鉴了日本、台湾和美国的模式。）习近平对这一实践就跟对邓的其它创新一样进行削减限制，给政府官员与外国人士之间的交往制造越来越多的困难。 2014年，当局开始没收官员的护照。像政府最近采取的其它许多限制措施一样，这一行动以反腐的名义被合理化： 表面上是为了防止贪官逃往国外，但实际上，这项政策最近一直延伸到小学教师头上，还借力其它相关约束而被进一步强化——官员们去国外参加会议现在必须申请批准，申请中得列出每小时行程。很显然，其真实目的是限制与外界人士和外部思想的接触。

2015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 （新华网/Getty Images）

就国内事务而言，北京的政策制定正在失去灵活性和适应性。不难找到例子来说明这种僵硬政策及其造成的危害。去年冬天，政府突然决定对全国的供暖系统强制实行从燃煤到天然气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污染很厉害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聪明的措施。然而这项全国范围的法令来得十分突然，而且还不允许有例外。在中国严寒的北方，许多煤炉必须先拆掉才能安装新的天然气炉——这样一来，在新炉交付使用之前，整座整座的镇子掉进了冰窟，村民们不得不烧玉米棒来取暖维生。

如果中国继续沿着当前的道路滑下去，这类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哪怕出发点良好的政策也会因轻率蠢笨的执行方式而造成恶果。由于个人专制的独裁统治必然不喜欢承认错误—— 它不允许有任何东西来破坏无所不能的领导者的神话——中国很可能不再具有灵活的纠错能力，也无力对付拖累经济的一些根本问题，诸如：过度依赖臃肿和低效的国有企业（SOE），这些企业自习近平上任以来变得更大和更有权力; 危险的高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债务; 以给系统、尤其是不必要的基建项目注入更多现金的方式来应对每次经济衰退的趋势，等等。事实上，中国不仅不大可能解决任何上述问题，还会使它们越发严重。它在10月7日所做的就是证据：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又一项耗费巨资的经济刺激计划：投入1750亿美元来支撑中小型企业。

如果不进行改革，随着每一次新的破坏预算的行为，中国发生一场异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持续上升——这是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的人士，例如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股负责人鲁奇尔•夏尔（Ruchir Sharma），多年来一直在预测的。 “最要紧的问题是，像坏账、过热的房地产市场、超大型国有企业之类定时炸弹中的任何一枚会不会爆炸，”加布埃夫说。 “由于习近平的集权，即使有炸弹即将爆炸，也没人会发出预警。 而且因为他实际上并不太懂宏观经济学，所有人又都特别害怕犯上，一旦这类问题发生，他极有可能应对失当。” 的确，政府对任何不稳定状况的反应都可能是很恐怖的。 正如夏伟解释的那样，“习近平确实将中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而且因为他手里唯一的工具就是镇压，一旦发生问题，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打击行动。”

这样的预测足以让所有人担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它垮了，整个地球都将付出代价。 而其它独裁政权的历史，如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俄罗斯或金正日的朝鲜，预示着习近平对权力的不懈追逐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制定了比前任们远为激进的外交政策，通过推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张、威胁台湾、和动用军队来维护北京对争议岛屿的主权要求，中国已经与美国和几乎所有邻国失和。

如果中国的经济问题恶化，习近平可能会试图激化任何一处前线的紧张局势，以分散人们对国内危机的注意力。 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用加剧贸易战和公开谴责来刺激中国，那就会更加强习这样做的动机。

裴敏欣警告说，如果中国的经济问题彻底失控，事情将变得更可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政权可能崩溃——这是典型的独裁政权在面临经济冲击，外部威胁（尤其是在战败的情况下）或民众骚乱时会发生的典型情况。考虑到中国的规模，一旦这种情况在那里发生，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性后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希望中国找到某种方式再次打破政治规律，对所有规则继续例外——尽管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正在最坏的意义上使中国回归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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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 @j_tepperman）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主编.

翻译：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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